想象中回到宁乡（一起阅山河•名家看宁乡）

　　陈侗

　　树啊树，

　　你遮天蔽日将我的记忆锁住。

　　(啦啦啦啦啦)

　　来不及闻路边的稻香，

　　金黄色就从我耳际划过。

　　亲爱的你听见了吗?

　　我已回到这条公路。

　　树啊树，

　　你遮天蔽日将我的记忆锁住。

　　(啦啦啦啦啦)

　　什么都变了，就你没变，

　　时间对你来说仿佛不存在。

　　亲爱的你收了吗?

　　我已回到了这条公路。

　　亲爱的你看到了吗?

　　我已回到了这条公路。

　　七八年前，我为一个录像中的插曲写了上面这首《公路》，目前除了作曲者仁科和我，还没有人能够哼唱这首歌，当然也就等于没有传播开来。这首歌有仁科试唱的小样，但最终的版本是我自己唱的，也是在仁科的安排下，在录音棚的椅子上，我歪歪斜斜地躺着才录制完成的。这首歌和它所对应的录像，还有作为展览文本的小说《短信》，合起来的名字是《319国道》，以“一件作品”的方式出现在OCAT深圳美术馆的“小说艺术”展览上。如果我没有遗漏什么的话，这该是我做的与家乡宁乡有关的第一件“当代艺术作品”。小说《短信》是完全虚构的短信对话，就像在手机上看到的那样，里面虽然没有提到“宁乡”，但我是完全放在宁乡的生活和语言环境中来写的，其中有不少的宁乡话，我凭感觉写出来，与熟悉应该怎么写的专家们所写的肯定不同。至于歌词里写到的公路，中年以上的宁乡人都知道，那是在有高速公路之前宁乡往返长沙的唯一一条公路，而它的特点可能很明显，也可能没被人注意过:从夏托铺开始，有25公里左右是处于高大而密集的树荫底下，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经过这条公路的感觉也是相当舒适的。在我的记忆中，这一段遮天蔽日的景象既是绵延不断的，又成了缩减距离的记号，对应着一个接一个的地名，回龙铺、夏托铺、白若铺，还有什么古怪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了，这些全都带“铺”的名字有什么来历和讲究，我是从来不知道也没有好奇过，但今天似乎有必要考证一下。我问过帮我拍摄的摄影师，有没有在别处见到过这种遮天蔽日的公路景观，他说没有。我信。我信的不是他说的，我是信我的记忆，它积存于我的头脑里超过四十年(也许半个世纪)，尽管已经很模糊，但仍然结实可靠。

　　20世纪70年代，拍照不像今天这么容易，要体会公路风景的诗意，只能是把头伸出车窗，久久地看着穹顶般和剪影状的树叶，看着在树叶间闪过的光斑，让风吹着头发，让路旁稻田的金黄色从耳际划过。没有图像辅助的记忆也许是更丰富的，它有助于想象，而通过想象就能产生作品。作品需要素材，但记忆不光为作品提供素材，还让自身成为作品的主题。《公路》的主题是外在的诗意和内在伤感的结合，它以我离开家乡为源头，以我对家乡发展的不确切信息为素材，因此我把对这条公路的记忆称作“历史”，我个人走出家乡开始了解世界的历史，还有就是家乡发展的历史，后者促成了《319国道》的主题，它不是关于我个人的，但我作为叙述者肯定身处其中，只不过是将我的观念放到了两个虚构的主人公身上。当然啦，录像中的一男一女并不代表我，而是代表一个时代，代表时代的变化和个人对变化的适应。我让演员用眼泪赋予这种适应以坚毅和感伤，这在何种程度上是我自己情感的写照，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去做想当然的推断。我对家乡的回忆没有像“纲举目张”一样拎起来就是一大串，这是我被艺术改造后的结果:只在创作中流露情感;与此同时，这种情感也是被别的创作激发的，我个人的记忆与“别的创作”之间属于条件反射的关系。

　　所以我要提到贾平凹的《带灯》，它里面作为故事起因的短信——作者与读者的超常交流——启发我采用短信作为小说的文体形式，而《短信》中的基层干部，他对工作的积极投入也包含着我对贾平凹小说主角带灯的欣赏，像她那样既甘于奉献又心气很高的女人，在今天可能属于神话般的人物，我小说中的基层干部也就属于宁乡话常说的“角色”了。我们何尝不希望自己在任何场景和关系中成为“角色”?走出家乡或者回到家乡假如不是出于“个人原因”，那便是受抱负的驱使。大多数情况下，或者在世俗的目光下，似乎只有走出家乡才是去实现抱负，留在家乡是出于不得已，然而家乡的变化不是自动生成的，实则是各种斗争——现在流行说“博弈”的结果，这些斗争如果不化为情感的力量，那么记忆便只是生理上的本能，谈不上有任何文化价值。我相信，叙事一定是建立在有深度和重量的文化价值上，尽管它是虚构的或以虚构为最高的创作原则，最终获得的还是人们为人生理想而追求的真实。

　　在贾平凹的众多作品中，《带灯》不一定受到读者的广泛肯定，但我觉得人物的精神在这个时代很有必要去推广，我想象了同一条公路上不能见面的一对夫妻，他们各自坐在自己的车上，在风景的感染下流泪。根据他们在短信中对话的内容，这眼泪绝对不是痛苦和冤屈积累而致的，自然是超出了家庭范围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情感对撞。我愿意赋予家乡的人们更多这样的品格，它们不应该被现实中种种平庸和功利所遮蔽，反倒是要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被提取出来，同时检验出里面所含有的历史和文化的成分。对这一点的信心如果不是通过现实抽样调查树立起来的，便是研究历史从无数传奇故事中幻化而成的。我的父亲在晚年花费许多时日去写《过来人说过来事》，把听来的、抄来的和自己经历的组织在一起，尽管远未达到我所说的“作品”的高度，但又何尝不是在做一件充满想象的工作?我写《公路》《短信》是以虚构的方式做着和父亲写“回忆录”同样的工作，只不过对于真实的理解是在不同的维度而已，合在一起便成虚实相生。

　　1979年，我在十六岁的年纪从宁乡考取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在长沙工作了三年，又被广州美术学院调回去任教，算起来跟家乡保持紧密关系的时间也就二十年不到。如今，广州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在现实的层面上，我对广州的熟悉程度大大超过了宁乡，认识这边的人也不知比原先在宁乡认识的多了多少倍。我每天都会不由自主地说粤语，而宁乡话一年难得说上几句。偶尔回家，跟父母也是说普通话，或者是长沙话的宁乡版本，要是碰上了老同学，该说什么话就成了一个难题。好在我这几十年每次回家乡待的日子都不长，以为在街上能偶遇老同学，结果一个都没有。一来家乡变化太大，二来同学们可能也跟我一样身处家乡之外，于是见不到就成了自然而然的时代特色。

　　我这几十年要说为宁乡做过什么，除了《公路》《短信》和退休后所画的连环画《我自县城来》，能留在宁乡并且能被人看到的可以说一件也没有。这几件作品虽然采用的还是传统的形式，但它们是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用有限的个人经验编织而成的，我自己有必要重视它的价值。我用“编织”这个词是出于对创作过程的认识，在家乡留给我的记忆之外，必然还掺杂着其他的，例如类似阅读《带灯》这样的体会，以及编辑新小说而获得的经验。换句话说，如果不是长期在外地生活，不是接触到更多不同的文化资源，我不会做这样的作品，也一定做不出这样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距离产生美”吧。我愿这个距离成为特别的观察角度，用它去发现家乡所蕴含的特殊的气质，重新开始一次更为结实的编织，历史和地理意义上的，心理和精神上的。这将是一部比《短信》厚实得多的小说，它已经有了它的名字，却还有待更长时间的孕育。通过这个孕育的过程，对于家乡我才说得上做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归。

　　（陈侗，画家，出版策划人，小说作者，社会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