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剑高歌铸英魂

　　谢宗玉

　　谭嗣同这位“戊戌变法的点火者”，引燃中华民族伟大变革的名字，始终镌刻在民族精神的记忆里。他是铁血志士，亦是文人儒者，是最具精神张力的历史人物之一。彭晓玲曾经以散文、小说多维度描摹谭嗣同，如今又以传记文学《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为这位先贤立传。这部作品以史家之严谨、文家之深情，为我们拂去谭嗣同身上概念化的尘埃，让他血肉充盈、魂灵复燃，以更完整、更深刻、更动人的姿态屹立于眼前。窃以为，此书的卓越之处，集中体现在三重
“抵达” 之上。

　　思想在路上，抒写历史深处的谭嗣同

　　第一重抵达，是彭晓玲抵达历史深处，在书中还原了一个“在路上”的思想者，为谭嗣同精准定位历史坐标。彭晓玲在写作时为谭嗣同跳出“维新烈士”的固化符号，将谭嗣同置于“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激流之中。她并未急于将谭嗣同塑造成天生的“革命者”，而是从其童年境遇切入，用细腻笔触勾勒思想蜕变的完整轨迹。北京烂缦胡同的风雪里，他品味过母亲徐五缘的隐忍与父亲的疏离；南下洼的荒坟间，他早早体验过生死之间的苍茫；“五日三丧”的劫难中，他在鬼门关前悟透生命的重量。

　　彭晓玲尤为注重抒写谭嗣同思想蜕变的“中间态”。在北京、浏阳师从欧阳中鹄、涂启先时，他致力于王夫之“经世致用”之学，却也对《墨子》“任侠”思想醉心不已；在甘肃秦州随父任职时，他既研习八股以应科举，又特别酷爱西学书籍；甲午战败后，他从 “科举弃子”转型为“维新闯将”，却仍对传统文化心怀包容。这种不回避矛盾、不美化过程的书写，让谭嗣同摆脱了身份上的单一标签，成为既有传统文人风骨、又具近代启蒙意识的历史过渡性人物，更贴合人处三千年之大变局中思想发展的真实逻辑。而书中无数细节，都为我们编织了一张理解谭嗣同何以成为谭嗣同的逻辑细网。

　　第二重抵达，是抵达文学意境，彭晓玲构建 “史笔为骨，文心为魂”的叙事，让历史有温度、有呼吸。作为传记文学，《拔剑欲高歌》在文体上做出了精彩示范，完美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在叙事结构上，作品采用以情织史，双线并进。明线是谭嗣同从出生、求学、入仕到就义的人生轨迹；暗线则是他精神成长的每一次跃迁。全书十章，章名皆取诗词意象，每一章既是历史阶段的划分，更是精神境界的标注。

　　在语言表达上，彭晓玲将散文创作的细腻与小说创作的技巧熔于一炉。她善于通过小场景折射大时代。母亲徐五缘深夜纺纱的孤独背影，是谭嗣同对封建家庭伦理的无言控诉；戈壁滩上“掬黄羊血，杂雪而咽”的豪情，是谭嗣同任侠性格的最佳注脚。

　　以血铸歌，精神丰碑的当代回响

　　第三重抵达，是抵达精神核心，完成与先贤的灵魂对话，阐释谭嗣同的精神价值。彭晓玲对所有的史料梳理与文学营建，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解读谭嗣同的精神内核。本书书名“拔剑欲高歌”，精准概括谭嗣同的生命两极。拔剑是面对黑暗现实的挺身而出；高歌是理想的抒发与信念的绝唱。

　　彭晓玲对所有的史料梳理与文学营建，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解读谭嗣同的精神内核。本书书名“拔剑欲高歌”，精准概括谭嗣同的生命两极。拔剑是面对黑暗现实的挺身而出；高歌是理想的抒发与信念的绝唱。

　　彭晓玲以充满敬意与悲悯的笔触，深情诠释了谭嗣同的“以死殉道”。他的死并非绝望的终结，而是主动的、充满力量的生。那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在本书的语境中，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冰冷口号，而是一个鲜活生命在洞悉一切后，为唤醒沉睡民族发出的最悲怆、最激昂的高歌。

　　很显然，彭晓玲的《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它祛除了时代对谭嗣同概念化的遮蔽，让他从历史的浮雕中走出，回归为有血有肉、有困惑有坚守的人；另一方面，它借文学的感染力，重新唤醒这个时代的人们对理想主义的无限敬仰。在探求真理与改造国家的征途，我们既要有拔剑的勇气，也要有保持高歌的革命豪情。

　　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一位先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当下每一个思考个人命运与家国责任关系的人的灵魂叩问。在探求真理与改造国家的征途，我们既要有拔剑的勇气，也要有保持高歌的革命豪情。感谢彭晓玲为广大读者在历史深处铸就了一座能穿越时空滋养后人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