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彧
1979年秋，父亲挑着行李，带我挤上班车向东到县城，再挤上班车向东，满以为会奔向长沙，结果左一拐右一拐，又回到乡下——西冲山乡陶家湾的宁乡县教师进修学校。
我的“大学”，就在这里。原来，益阳师范在此设立教学点，培养紧缺急需的初中教师。我在理科班，学数学。在那个年代，凡高考入学，都称“上大学”。而这里的两年时光，屡屡回顾，确有泱泱之大的自豪感。
说其“大”，首在规模。曾有学长立于校门，环指四周说，都是我们的校园。那气概，仿佛当年万户侯。
几栋红砖平房，大大绰绰地摆在凫山塅那一大片旷野上，这就是校舍。其后是绵绵群山，纯一色翠竹，铺展如云，一望无际，课余周末，钻进去，但闻声响，渺不见人。其左是一片掩映在参天古木中的厂房，为当时颇为神秘的无线电厂。偶尔被学长带去寻访老乡，一个面白如雪的俏女子，和她同行的女工，也都仙女一般漂亮。又曾见数人合抱的大树，仰见树冠如盖，如处洞天福地。其右一山冲，鳞次几座山塘，清澈见底，可掬可饮，尤可游泳。我本一旱鸭子，初则坐岸边青石，临渊羡泳，偶然滑落水中，折腾一番后，竟自能浮能泳了，从此乐而不疲，享受了无数美好的夏日黄昏。校门前数百亩水田和校舍间几片菜地，是勤工俭学基地，偶尔的劳作、出汗，是恰到好处的休闲和锻炼。这里的冬瓜、南瓜奇大，一年四季都有吃不完的青菜。
说其“大”，再在渊源。博识而慈祥的教导主任，曾私下向我细数一些秘不可宣的校史，说今后你细细体会就知道，是个潜心读书的好地方。
相传三百多年前，学校所在的陶家湾曾是名士故里，这里原是明末诗文大家陶汝鼐的祖宅。又百年前，这里转为名将府邸，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台湾镇总兵杨在元两位湘军大将并居于此。又四十年前，这里又蝶变成名校校园，北平民国大学因抗日战争而南迁至此，诗人闻一多、教育家翦伯赞等大批当世名家都曾先后在此执教讲学。偏僻乡野，一时群贤荟萃，书声琅琅，后来亦相继兴起湖南大学、湖南省军区干部学校、湖南文化干校。徜徉石径上，流连古树下，静坐后山，总觉有氤氲书香升腾缭绕，青春躁动的心逐渐安详自在。
说其“大”，还在格局。当年兴学，本为培养师资，可四十年过去，同学中不乏律师、医生、工程师、企业家、公务员等各种角色，呈现五彩斑斓的职业景观。不能不说，这也源于当年特有的办学格局。
学校里既有各种师训班，还有益阳师范、益阳卫校教学点，专业五花八门，学员年龄迥异。师训班多是三四十岁的成年人，而我们则是十六七岁的懵懂少年。这种状况，客观上使学校管理宜粗不宜细，呈现别有的开明开放。记得进校后不久即有件让人刮目的事，有位同学读了一个月理科，后来竟自坐到文科班，改读了中文，学校竟默许。
理科班里有多位高考超过重点大学录取线的“落魄”弟子，不免有些怀才不遇。幸运的是，班主任是后来获评全国优秀教师、担任过多年校长的谢先生，能包容，善引导。何况上世纪八十年代新风频吹，梦想催动着每个学子，都在追求知识的正途上。我也是因降格录取而自视甚高的学生之一，虽不调皮，但也显露出“不驯”。因历史渊源，学校藏书异常丰富，各种中外作品开始解禁。这对酷爱读书却只接触过几本连环画的书虫，可谓天降洪福。于是，经软磨硬泡，我获得了每天一本的借书特权，日以继夜地扎进书山。就算在课堂上，桌子里总藏着一本小说，老师多有发现，却只是在我身边站一站，稍作警示。就这样，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文学，反把数学当作业余。毕业后，我很快获得自考中文专业专科文凭，先后任教师、做记者、当公务员，把“离经叛道”变成了“人生正道”。
人生有无数种可能，而“大学”之“大”，无疑应为各种可能埋下伏笔、做好铺垫。四十年过去，陶家湾的青葱岁月，切切实实成了我的“大学”。她接纳了我的青春叛逆，也铸造了我的成长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