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鸳鸯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中，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而在解读《资治通鉴》的著作中，明清之际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湖南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又是最重要的一部。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是司马光为皇帝编写的一部治国理政的教科书，《资治通鉴》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其在经世致用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借鉴意义，受到古往今来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清代史家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然而，《资治通鉴》卷帙浩繁，现代通行的点校本加上胡三省的注多达600万字，加之编年叙事，一般读者很难通观而直鉴。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则是以《资治通鉴》为基础、讨论“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的史论、政论杰作。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身处明末乱世中，最后于颠沛流离中隐居治学40年，著书近百种，凡千万言，后人整理为《船山全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共30卷，共百余万字，千余话题，形成其关于中国历史的整体评论。作为船山思想成熟时期的著作，可以说代表了他对历史和现实反思的最后成果，是中国传统史论的高峰之作。
就中国传统史论体例的历史发展而言，王船山堪称是运用史论这种体裁审视、编排、写作历史并取得卓越成就的第一人。《读通鉴论》借《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上挂下联，左顾右盼，既联系到战国以前，尤其是追迹三代，正本清源，下及宋元明三朝，尤其是明代，体现了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他能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以洞察古今、烛照幽明的识见，弘道正义、济世安民的情怀，顾盼多姿、清丽婉转的文字，阐发“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古今之通义”。无论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对制度举措、社会风俗，皆能追溯其渊源、分析其背景、缕述其变迁、阐释其动因、探究其影响，从而兼具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反思态度和批判精神，表现出高超的历史解释艺术。而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其理势统一的历史规律论、趋时更新的历史进化论和“即民以见天”的历史动力论。也正因为如此，本书“迥异流俗”，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虽有大醇小疵、白璧微瑕，但均能益人神智、发人深省，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受到历史的魅力无穷和思辨的精微广大。
王夫之曾预言其著作二百年后才会显扬于世，果然“在清末民初那时，凡是开新风气的人，几乎没有人不读《读通鉴论》”（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在经历了一段昙花般的绚烂之后，20世纪30年代以来，《读通鉴论》逐渐回归到正常的学术视野，吸引着一代代学人分别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民族学等不同角度加以探讨，船山的异代知己愈来愈多。在当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觉，深入挖掘治国理政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读通鉴论》便是不可不读的史论经典。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于今年年初推出的《读通鉴论新译》，是目前最为完善、最为便读的一个版本。甫一出版，即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新书榜单。
王船山之文在今天的人看来似有些“文奥难解”，其议论又出古入今，左右逢源，故其著作必须加以现代解读方可传承普及。《读通鉴论新译》在广泛吸收借鉴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严格遵循古籍整理通则，对原著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研究、白话翻译，为广大读者阅读参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书的整理是以岳麓书社《船山全书》修订本《读通鉴论》为底本，参校诸本，并按照古籍整理规范和有关国家标准，纠正现行各本原文的差错，提供统一规范的文本。其次，坚持“信达雅”原则进行现代语译。采取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在准确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追求语法结构的通畅和遣词造句的古雅；原文援引古籍文献则尽量核对元典，还原本义；另在括号内加注人名字号、古今地名、年代以及相关内容，以便完整准确理解船山的思想观点，正确认识历代治国理政的得失成败。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船山有言：“读古人书，以揣当世之务，得其精意，而无法不可用也。”对于船山的史论，我们正可作如是观。《读通鉴论新译》为我们提供了学习中国历史的精良读本，可以作为历代治国理政的历史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