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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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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社会作为思政大课堂

——青年毛泽东“思政育人”路径和方法探析

      莫志斌

      我们党历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早在革命年代,老一辈革命家就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在身体力行中做“革命的大先生”。毛泽东同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思政育人”实践和理念,对于新征程上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青年毛泽东在1913年春报考湖南第四师范之前,就已经作出了今后当一名教师的“结论”。1914年,毛泽东由湖南第四师范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直至1927年底,毛泽东曾多次以教师身份结合教书,开展“思政育人”。青年毛泽东“思政育人”,可谓方式多样、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他以教师身份践行一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初心与神圣的历史使命,收到了良好效果。

      1918年4月,毛泽东在一师附小开办了工人夜校。当年6月,他从一师毕业,到长沙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1920年暑假,他被聘为一师附小主事,并兼任师范部第22班的国文教员。192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1年10月至1923年4月,他先后6次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其间,他和李立三、蒋先云、刘少奇等在安源办了8所工人补习学校。毛泽东通过授课,一边向工人传授知识,一边进行“思政育人”。

      1922年9月,毛泽东又和何叔衡、夏明翰开办了自修大学附属补习学校与湘江学校。其间,他还在李立三的邀请和陪同下,到醴陵甲种师范讲习所,向全所师生和县立女校部分师生作了题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篇演讲。1926年3月,他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当年11月,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全国农协负责人,主办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职期间,毛泽东通过讲课,“思政育人”,培养了不少工农干部。

      如上所述,从1918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青年毛泽东曾以教师身份到多地讲课。那么,他是如何通过教书而达到“思政育人”之效果?

      其一,教学目的明确,将传授知识与“思政育人”之意旨融为一体。毛泽东不论在何地授课,教学目的非常明确,即一方面向学生传授知识,另一方面结合讲课内容进行思想教育,以取得“思政育人”之效果。在一师附小主办工人夜校时,他讲授历史课,注意史论结合,向工人学员讲授“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讲课中,他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腐败罪行,热情歌颂劳动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以培养工人“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启发其思想觉悟。在他担任广州第六届农讲所所长时,他主持制定了《学生规约》,要求教员既要上好课,又要依照《规约》严格要求学生。《学生规约》指出,学生要自觉遵守纪律,认真学习理论,努力克服封建社会带来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毛病,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很好的有效的革命的工具”,否则“难免要做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基于此,毛泽东不仅要求教师注重学生世界观的改造,帮助学生克服个人主义、保守观念,而且须亲自到学生中了解情况,教导他们“做一个农民阶级的革命急先锋”。

      其二,教案中融入“思政育人”内容。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国文教师,写了教案《衣服》。课文很简单,仅28个字:制衣之料,或用绸,或用布。绸价贵,且不能常洗,故常服之衣,宜以布制之。在此教案编写中,他不仅注意分层教学与学科知识融合,还注重对学生思想的引领,他注意挖掘课文内容的德育功能,在教学中单列了两项扩展知识,即提倡节俭和奖用国货,教育学生不仅要养成勤劳节俭的美德,还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带动市民购买和使用国货。

      其三,授课方式灵活,将“思政育人”内容,恰到好处地灌输于学生头脑中。在主办广州农讲所期间,毛泽东主讲中国农民问题。他除了自己主讲“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等重点内容外,还给学生列出若干思考题,提供相关书籍、报刊资料,供学生自学。他要求学生认真写出学习心得,再与老师一起讨论教学情况,纠正错误,分享成果。同时,他特别注重学生实习,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1926年7月,他组织50多个学生赴韶关农村实习一周。8月,又组织全体师生赴海丰农村实习两周。他还与农讲所张太雷等教员将学生按地域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周活动一至两次。活动内容是研究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关系、宗教信仰等,共36个课题。其用意:一是训练学生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获取研究全国各地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资料。事后,他将学生提供的研究报告,加以审核、修改并编入《农民问题丛刊》出版,供全国从事农运工作的同志参考。他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军事训练。农讲所设有军事课,聘请了教官,实行正规军事训练。在武昌农讲所,毛泽东与邓演达等人,还组织师生定期就农民的土地、武装与政权等问题分组讨论,分类研究,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可见,毛泽东在农讲所授课方式灵活,同时,也取得了“思政育人”的良好效果。

      其四,课后作业也添加“思政育人”内容。青年毛泽东反对死记硬背、用教条方法培养学生,即使布置课外作业,他也留心注意贴近生活、联系实际,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例如有一次,他给一师附小22班学生留的课外作业是一篇命题作文,题为“试述本地方之风俗习惯”。不难看出,此题就是要让学生体验生活、观察社会、了解家乡、热爱家乡,以此培养学生树立家国情怀。这一十分接地气的题目,让学生都有话可说。毛泽东还善于捕捉学生的身边事,并将它作为作业题。例如,当时学校里发生了一起工友与学生打架的事件,毛泽东以此为契机,让学生写一篇题为“评同学与工友打架事”的作文。对于这样的身边事,学生不仅有话可说,而且有话要说。因此,学生都能在作文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写作的热情被激发,写作能力也得以提高。并且,在写作中又恰到好处地对学生进行了思政教育。

      有学者对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活动中,以“革命的大先生”的身份,开展“思政育人”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予以评价:至新中国成立,“他已将中国大地变成一所大学校,将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大课堂,他将中国共产党书写的辉煌历史变成一本大教材。”他的思想、演讲、文章已深入中国人的心灵和血脉,化作了一种永恒的情愫、精神、信仰和力量!(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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